武阳革命史略(二)

2011年09月18日 16:06:27
 

武阳革命史略二

一、  武阳革命暴动与下洲保卫战

  红四军在赣南分兵一个半月后,由于闽西军阀抽调参加蒋桂战争,闽西后方空虚,红四军应闽西要求,二进闽西开展革命斗争。红四军二进闽西后,在闽西开展了长达半年的革命斗争。直到古田会议召开后,红四军才于1930年初返回赣南。在此期间,武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暴动和武装斗争。

1930 414 夜,武阳革命群众在杨斗文、杨世沂的领导下,在陈埠河段没收了县城一家大商号的三条货船,获取大量货物。武阳党组织负责人杨世沂因势力导,发动群众打土豪,群众纷纷响应。杨世沂首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家,逼迫父亲当众交出田契、借据,并当众烧毁。他带领群众打开家里的谷仓,将所存粮食分发给群众后,并将家中存放的几百元银洋悉数交公,作为暴动队的活动经费。杨世沂的革命言行极大地鼓舞了暴动队的热情。 418,杨世沂、杨斗文等暴动领导人在阳岗脑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由少部分党员、积极分子从事秘密宣传,发展党组织和扩大暴动力量;大部分暴动队员进行打土豪活动。阳岗脑会议后,武阳暴动队在武阳老店竹基下成立,杨斗文任队长、杨世沂任党代表,暴动队总人数约100余人,有20多支枪、梭标和鸟铳等武器。随后,暴动队首先在黄田斗争了袁文泉、袁文林、袁礼庚等土豪。 428夜,暴动队开进武阳新中,将土豪陈牵泽的家闹了个天翻地覆。29日,暴动队将阻止农民暴动的地痞陈唐坊处决,土豪陈唐高被罚现洋千余元。在杨斗文、杨世沂的领导下,武阳各乡各村纷纷暴动。石水、松山还分别成立了以陈贻才、陈谋敬为队长的暴动队。并乘势开至罗石圩、排子脑,举旗暴动。随着革命暴动的展开,4月底,武阳农民协会宣告成立,杨世沂任主席。

武阳等地农民暴动的成功,使瑞金全县的革命气势日益高潮,夺取县城的呼声越来越高。借助这一有利形势,瑞金党组织紧急召集会议,决定成立暴动指挥部。在暴动指挥部的指挥下,430日杨斗文率武阳暴动队从南门攻入县城,控制了县城,瑞金县城再次得到解放。第二天,暴动指挥部在县城操场上举行庆祝大会,成立了瑞金县革命委员会,杨斗文任县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并将全县武装组建成7个游击大队,武阳为第3大队,杨斗文任大队长。不久,武阳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3078月间改称为“武阳区苏维埃政府”。

暴动队占领县城后,杨斗文又率游击队分别击溃会昌县欧阳江靖卫团和长汀县古城靖卫团头目胡子恒的反扑。战斗结束后,瑞金各游击队开至长汀,在红四军主持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4纵队”,杨斗文任参谋长。同年7月,24纵队在于都编入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杨斗文被任命为红二十二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后改为团建制,杨斗文任团长)。

全县革命形势的高涨,促使武阳尚未暴动的各区乡纷纷举旗暴动。4月袁明伦在黄田领头暴动,成立了由袁礼贻任主席的黄田农民协会;曾荣山在白竹寨率众暴动,成立了以张声增为主席的白竹寨农民协会;谢仁寿在牛皮江领导了暴动,谢家齐在凌田领导了暴动。此外,中赖、下茅山、陈埠等地也相继举行了暴动,并成立了各乡村农民协会。

武阳革命暴动的纷纷举行,使反革命力量恨之入骨并伺机报复。193012月间,由于下洲革命力量的聚集,各地团匪联合向下洲大举进攻,声称要“血洗下洲”。会昌反动“维持会”头子欧阳新捷足先登占领了下洲。为保存实力,下洲大部分男人和农会组织撤到白竹寨,以白竹寨为据点,展开重建政权和家园的斗争。在下洲人民的反抗下,欧匪抢掠了大量财物后离开下洲。共产党员、乡农会主席谢在储组织下洲人民夜以继日,积极备战。驻会昌的红军得知情况后,在李金彪的领导下,也率二三十名红军和七八条枪赶来支援。这时,“五区联防”靖卫团头子欧阳江、会昌“维持会”头子欧阳新、谢坊“维持会”头子郭静山、安富反动迷信头子刘立灿联手组织了3000多团兵,和瑞金地方反动头子组织流氓、兵痞及被胁迫的群众约2万余人,携带700多支枪包围了下洲。下洲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敌人几番冲锋均遭到失利。在沙州人民的反击下,欧阳江等匪首心灰意冷、狼狈而逃,敌人血洗下洲的阴谋宣告破产。

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暴动后,武阳革命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19306月,武阳在县委县苏的领导下,开展了第一次分田斗争,群众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到19313月后,武阳革命根据地基本稳定。但就在这时,由于时任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的右倾领导,大力开展右倾肃反运动,武阳革命干部大部分遭到错杀,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与此同时,红军内部也进行了错误的肃反运动。担任红二十二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斗文,就是在这一期间(19313月)被错杀的。为了扭转瑞金的肃反扩大化错误,19318月,邓小平就任瑞金县委书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武阳区委、区苏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开展了第二次分田分地斗争,群众革命积极性得到恢复和提高。

二、  武阳各项建设的开展和春耕生产运动的召开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1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武阳人民从此积极投身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中,武阳人民创造了多项模范业绩,受到中央政府的表彰。比如:在兴修水利工程中,武阳区松山乡3天修成一口两亩半水面的大塘,可灌溉2000多担谷田;在县苏“开发40担荒田”、“彻底消灭荒土”的号召下,武阳区做到了“完全消灭了荒田”开辟了荒土;在植树造林运动中,武阳、下州(19337月从武阳区划出成立下洲区)种的较多;在扩大红运动中,武阳人民也积级参军参战。县苏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主任邹景春在武阳区“五卅”群众大会上动员群众当红军时,他号召说“我去当红军,大家都去罢!”,当时全场700多武阳群众一齐回答:“大家都去!”700多光荣群众便光荣地加入了红军。象这样的扩红现象在武阳还很多很多。武阳老红军、少将郑旭煜、谢家祥,老红军杨步金等就是这一时期参加红军的。

特别是武阳妇女群众,更是积极投身于生产运动中。下洲乡苏最先召集女工农妇代表会议,成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并选出5人组成宣传队,宣传妇女加入劳动教育委员会。全乡先后有75名妇女报名参加这一组织。她们被分成13个学习小组,每组配备一台会犁田耙田的男人任教员兼组长。妇女们轮流学习,边学边干,很快就在生产中大显身手。到19345月,全县学会犁耙、莳田的348名妇女中,武阳就有104名。为让劳动妇女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下洲区还组织了两个托儿所,入托儿童43人,大部分是红军子女,每个托儿所有主任一人。武阳劳动妇女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大大的提高了武阳的经济建设水平。

为进一步促进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水平, 1933年春,中央政府开展了春耕生产竞赛运动,全县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武阳区和该区石水乡就是竟赛中的先进典型,受到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表杨。

武阳区分为石水、中赖、松山、螺石、武阳、凌田、下洲、黄田等8个乡。在春耕生产竞赛运动中,武阳区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全区各乡接连召开党、团员大会、乡苏代表会、贫农团会议和妇女会议,层层宣传发动。并组织宣传队宣传春耕意义。石水乡充分发挥乡苏代表会和贫农团的领导作用,先后建立50多个贫农小组,成立一个总干事会,组织领导春耕生产运动。新成立的妇女会也专门领导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尽管当时大脚妇女较少,多数是放了脚(把裹小脚放大)的妇女和小脚妇女,她们所承担各项劳动生产,却占男子的一半以上,除了犁田、耙田、莳田外,还参加铲草皮、挖塘泥、挑粪、修陂圳等劳动,在整个生产中起了积极作用。少年儿童也被组织起来铲草皮、放牛、拾狗粪。其次是广泛组织了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石水乡耕田队分男、女两个大队,以村为单位设立几个分队,分队下面设立小组,每个小组有队员10人左右。全乡有男、女耕田队员千余人,负责全乡的耕田工作。犁牛合作社则负责购买耕牛、农具、调派耕田队人员耕种全乡红军公田、红军家属田、乡苏干部田等,使全乡田地得到及时耕种。再次是积肥修水利。1932年冬,武阳区委和区苏提出了每亩下足100担肥料的号召。为完成这一任务,石水乡组织群众采取铲草皮、烧火土、出猪牛粪、拾狗粪,收集菜枯、豆枯、木子枯、烟灰等办法,使肥料增加70%,平均每亩超出100担。通过以上措施,武阳区的春耕生产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与此同时,武阳区苏还成立了水利委员会,领导修整了原有的水陂、水圳、水塘,并新开了水圳,筑了水塘。全区大力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达几百担谷田。

春耕生产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巡视员汇报武阳区的备耕情况后十分高兴,当即通知区苏主席邱世桂和石水乡苏主席周帮池去临时中央政府开会。为了总结和推广武阳区和石水乡的先进经验,1933518日至22日,临时中央政府组织的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即春耕生产赠旗大会)在武阳区苏驻地武阳尾邹家祠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于都、兴国、瑞金、会昌、宁都、石城、广昌,以及福建长汀县的县苏主席、土地部长;瑞金各区、乡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武阳区的妇委、贫农团、少共区委、各乡耕田队、贫农小组代表以及红23军、红校模范团的代表和附近群众约千余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土地部长胡海和副部长王观澜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春耕生产动员报告,并将自己起草的“春耕生产运动大纲”发给与会代表讨论。武阳区委书记谢函贤向大会作了备耕、支前等情况介绍。石水乡苏主席周帮池重点介绍了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发展犁牛合作社的情况。在听取了武阳区的春耕生产经验介绍后,与会代表纷纷发言表示决心,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武阳区和石水乡学习,并一致通过了生产竞赛公约。会上,毛泽东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将书有“春耕模范”的两面大锦旗分别赠给了武阳区和石水乡。

这次会议之后,全县农业生产再度掀起高潮,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三、  刘少奇清理河道

中央苏区的物资运输主要靠水运。为使航道畅通,中央内务部于1933714日发布《关于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道路问题》的第四号训令,要求各级内务部与当地苦力运输工会共同组织修理河道委员会,动员和组织沿河群众参加修整,以便利船工拉船行走。

根据训令要求,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指示全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委员长王贤选组织调查河道清理工作。通过调查,木船工会工人反映绵江河武阳螺石河段有一暗石极不利用船只通行,稍不注意就有船破人翻的危险,因为翻船死人事件时有发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王贤选马上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带领王贤选实地察看后,认为只有把暗石炸悼才能根本解决问题。由于武阳木船工会没有办法解决炸药问题,刘少奇又专门到中革命军委协调解决炸药。

1933年夏,武阳螺石群众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开始了河道暗石的爆破工程。为了让暗石全部露出水面,刘少奇又指挥大家抬来大量沙包,把有暗石处的水流截断。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很快,几百包沙包就运了过来。不到一天工夫,暗石处河水被清空,从河岸上一直延伸到河中央的巨大暗石全部暴露出来。接着,刘少奇又把干部分成三组:一组输散人群,一组负责警戒,另外一组负责爆破。三项工作完成,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到完全的范围内。随着刘少奇同志的一声“点火”,暗石倾刻化为乌有。从此,绵江河螺石段水流顺畅,船只顺利通行,再未发生触礁翻船事件。  

四、  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于19341110日占领瑞金县城,瑞金再次陷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敌人占领瑞金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公开叫嚷“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进行丧心病狂的反攻倒算。武阳人民惨遭其害,仅敌保安团团长欧阳江在武阳区就一次屠杀革命群众500多人。

在国民党的残酷清剿下,武阳人民积极应对,于10月下旬成立了武阳区游击司令部和下洲区游击司令部。武阳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赖美玉,政委朱正凤,游击队队长刘国兴;下洲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朱德柳(后吴德福),政委杨群波,游击队队长郑登柱。根据瑞金县委、县游击司令部的安排,武阳与下洲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点在白竹寨一带。

红军主力长征后,武阳游击队在刘国兴等的领导下,在天门岽竹子坳一带,采取“诱敌深入、且战且退”的灵活战术,诱敌于深山之中,多次将敌击溃。当地流传“黄田府,粟坑县,白竹寨胜过金銮殿”的民谣,称颂游击队。193411月,下洲游击队于凌江袭击敌人所乘的竹排,活捉敌军6人,并缴获一批手榴弹和马尾炸弹。同月,在雪塘坳化装进入敌炮楼,炸毁敌碉堡。19351月,下洲游击队袭击坳脑联保办事处之后,向猪坑、粟坑、黄田转移。3月与刘国兴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并整编。

武阳游击队在刘国兴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多次化装深入敌巢,袭击武阳、石水联保办事处。敌人对刘国兴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无不闻风丧胆。不久,由于国民党的清剿,瑞金各路游击队先后来到白竹寨会合,白竹寨一时成为国民党“清剿”的重点。为保卫白竹寨游击根据地。19355月,各路游击队先后撤离白竹寨,转移到丝茅坪一带。待敌退出白竹寨后,刘国兴再次返回,继续在武阳领导游击战争。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刘国兴领导武阳人民,在松山、石水、安富、下洲、螺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组建了武阳区委,使一度遭到破坏的武阳党组织得了一定的恢复。中共武阳区委领导松山、螺石、石水等地下党支部,配合刘国兴领导的游击队打土豪、袭击伪联保办事处。地下党组织还培养和挑选群众中政治可靠的积极分子加入游击队,加强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依靠群众力量,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拖延了国民党军追剿主力红军长征的步伐,同时也成为瑞金三支主力游击队(三支主力游击队分别为:钟民、胡荣佳、刘国兴领导的游击队)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辟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19366月以后,刘国兴领导武阳游击队以白竹寨为根据地,在武阳、梅岗和天门岽一带活动。多次袭击地方反动分子,打击抢劫人民财产的土匪。6月间,刘国兴先后在牛角湾、大树下捉拿土豪,在松树下镇压杀害革命干部、压炸人民群众的保长陈其芳。7月,连续几次出击,为民除悼拦路抢劫来往行商的土匪。11月,袭击罪恶累累的石水联保办事处,打死反动分子多人,缴获一枪枝,群众拍手快。尤其是在攻打武阳区公所的斗争中,更是让国民党军威风丧胆。

193411月,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瑞金后,立即设了武阳区公所。这个区公所鱼肉乡里,镇压革命群众,武阳人民恨之入骨。19378月,瑞金游击队根据中共武阳地下区委和群众的要求及其提供的情报,发动了闽赣游击区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攻打武阳区公所。战前,游击队获知该区公所常驻保安队一个主力排,且设防牢固,戒备森严;但每逢圩日,只有少数敌军留守,大部分敌军到圩上敲诈勒索,吃喝玩乐,直至圩圩静人散。便定下圩日攻打区公所的计划。战斗前夜,钟民、胡荣佳率领12名队员埋伏于家住武阳区公所侧边的一个游击队员家里;刘国兴于同夜率领十几个队员化装做买卖的,潜入老店圩店铺里。是夜,武阳群众热情为游击队烧水做饭,腾出床铺,帮助游击队隐蔽;青壮年男子则取出埋藏在夹墙、地窖里的梭标、鸟铳和马刀等,准备第二天配合游击队行动。

第二天圩日,上午9时许,赶圩的人群熙熙攘攘,部分游击队员也挤入人群中。钟民鸣枪下令,隐藏在游击队员家里和老店圩铺子里的队员同时行动。钟民率领几个队员堵住路口,其他队员分三路进攻,一枪打死了哨兵,冲进了区公所。敌人恐慌万状,无力抵抗,束手待毙,最后除敌区长逃出外,全部被歼。此战共打死敌七八人,缴枪24支。同时缴获许多子弹、手榴弹及其它军用、生活物资。在老店圩,游击队员在群众紧密配合下包围了圩场,打死负隅顽抗的恶霸地主刘启龙,抓获六七个土豪、叛徒和20多个仗势欺压群众的地主狗腿子。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老店圩召开群众庆祝大会。会上,胡荣佳、钟民分别讲话,鼓励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团结对敌,夺取革命最后胜利。会后枪决了3个革命叛徒和几个民愤极大的地主狗腿子。经过游击队的这次沉重打击,武阳、谢坊等地的反动豪绅、恶霸地主纷纷逃往会昌等地,武阳公区所也很久未能建立。

六、抗日战争暴发后的革命斗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蒋介石不得已放弃内战政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抗日。南方各省游击队从此改编为新四军。瑞金游击队也在经过“瑞金事件”后,于1938315日,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北上抗日。

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整编开赴抗日前线后,新四军和闽西南特委决定秘密留下刘国兴、曾玉成、严炳成(后变)、邹道隆等7人为骨干力量,继续领导汀瑞边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斗争。接到命令后,刘国兴在同新四军抗日第2支队北上到达安微后,于同年8月秘密回到瑞金岭背山,就任中共汀瑞县委书记兼汀瑞游击队政委。从此,刘国兴领导瑞金及武阳人民,开始了更为艰苦的10年敌后游击战争。

在刘国兴的领导下,汀瑞县委和汀瑞游击队一面同当地的地下党员、干部开荒种粮、种菜,与纸槽工人合作土纸,开展生产自救;一面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宣传群众,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沉重的打击了敌人。

国民党为了削弱汀瑞游击队力量,19422月起,先后派遣7个叛徒、特务打入汀瑞县委和汀瑞游击队,先是派遣原中共闽西南特委联络员、叛徒王跃亮,以赣西南特委联络员的身份,带着两名特务,混入游击队,谎称要调刘国兴到上级党组织学习。刘国兴由于长时间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在崇山峻岭中,盼望上级党组织来人联系心切,未及深虑,便接受了“调令”。刘国兴刚离开瑞金,王跃亮就凭一纸伪造信窃取了汀瑞县委书记职务,并召集会议予以宣布。这样,汀瑞县委和汀瑞游击队的领导指挥权便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敌手。

刘国兴经赣县、遂川到达泰和后,还未发现情况。以至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成员冯琦派去的特务张云皓和他谈话时,他还一本正经地对张云皓作详细的口头汇报。直到张云皓露出特务身份,带他进入泰和西安右巷的特务机关驻地后,刘国兴才明白上当受骗。冯琦企图规劝刘国兴投降,并许以高官厚禄。刘国兴义正严辞予以痛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敌人遭到挫败后,把刘国兴押解到伪保安处,“叛处”他死刑。刘国兴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使敌人完全绝望。1944年冬,刘国兴终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泰和。

19426月底,在叛徒王跃亮的破坏下,汀瑞游击队员全部陷入魔掌。陈唐球、温昭棋、谢振山、刘德森等人被敌人逮捕,留在长汀陂坑的男女游击队员和家属也被敌人抓走,共有56名队员被逮捕.游击队指战员被捕后,全部关押在县城邹家祠堂(即县政府特务监狱)。国民党当局对游击队员施以手镣脚铐,严刑拷打,辱骂他们“个个是奸党犯”。还“判处”邹道隆等8人死刑。但是,游击队员并没有屈服,他们时刻准备寻找机会逃出去重新战斗。1943年农历八月初八傍晚,游击队员乘敌人看守力量不够,利用下河洗澡的机会越狱成功。这次越狱成功的有:刘国勋、刘忠槐、陈唐球、温昭棋、陈玉根(刘国兴之妻)、谢罗贤、陈学根、陈世森等,这些都是武阳人氏。邹道隆等5个“要犯”仍关在狱内,直到 19441220才逃出虎口。

刘国勋(小布脑人)、陈唐球(下山坝人)等游击队员越狱后,先后回到岭背山。不久,他们在中共梅岗地下区委组织部长钟良高家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汀瑞县委和县委游击队,继续坚持对敌斗争。这些游击队员绝大部分是武阳人。会议推选刘国勋任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陈唐球任县委组织部长兼游击队长。谢罗贤任县委宣传部长,邹道隆任游击队副队长。游击队编成3个班,分别由陈学连、陈世森、刘忠槐(分别是石阔、小布脑人)任班长。部队基本扎在岭背山,有时转移到九堡一带。

1945年,敌人利用叛徒严炳成潜回汀瑞边区,企图破坏重新恢复的汀瑞县委和汀瑞游击队。10月初,严炳成找到刘国勋后,假装要求参加游击队。刘国勋没有答应他。严炳成无奈,又在刘国勋经常出没的要道、关隘设兵伏击。 1114晚,刘国勋下山到杏村买菜,返回至四都与和尚恨的交岔路口时,被伏敌杀害。刘国勋被害后,陈唐球接任游击队长。

1946年初,叛徒严炳成又带领敌欧阳江部开进岭背山,将汀瑞县委领导和汀瑞游击队队员的家属集中关押扣留,威逼他们上山劝降,要“一姓劝一姓,一族劝一族,亲劝亲,朋劝朋”,将山上的亲人劝下山来。如不下山,“要斩全姓人,杀全族人,要株连满门”。伪武阳乡长陈书浩更是利用家庭关系,极力拉拢诱劝已接任中共汀瑞县委书记的陈唐球的家属。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陈唐球不得不率游击队员下山,从此转入地下斗争。此时,汀瑞游击队尚有20多人枪,基本都是武阳人。大部分游击队员对陈唐球接受下山条件提出异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商定三条原则:(一)把好枪掩埋起来(以备下山后防止敌人的袭击,另外将来也好向党组织交待);(二)下山后不能暴露地下党的组织;(三)任何人不能自新自首。19463月,陈唐球率20余人,十几支破枪下山。从此,游击队停止公开活动,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到19498月瑞金解放时,陈唐球又率部打入了县城,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

七、境内其它主要旧居旧址介绍

正如上面所述,武阳境内有着多处重要的革命遗址。但由于各种原因,有些重要遗址现已没有了。比如红四军前委瑞金会议会址武阳杨氏祠堂,就早已经倒塌。现在保存尚好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春耕生产运动大会”会址、及后来修建的“长征第一桥”外,还有如下一些:

红军特科学校:设在瑞金武阳竹头下,始建于193310月,由原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5期特科营扩编成立,校长胡国杰,后由武亭继任,政治委员袁血卒。下设机枪营、工兵营、炮兵营。最后一期学员随野战军长征。

毛主席旧居:位于“春耕生产运动大会”会址东50米处。19325月和19335月,毛泽东在武阳召开群众座谈会和主持召开“春耕生产运动大会”期间在此居住和工作。以后毛泽东多次从会昌往返时,也曾在此居住。

革命烈士纪念塔:位于武阳圩东北面0.4公里处,始建于1953年冬,是为纪念武阳革命先烈杨世沂、杨斗文、刘国兴、刘国勋等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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